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张骞出使西域时，经由“丝绸之路”接触众多的胡曲。但最后仅有一首《摩诃兜勒》存世，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摩诃兜勒》 汉代西域乐曲，由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长安，此曲经李延年改编之后成“二十八解”，广为流传以致后汉还用于戍边将士鼓舞军威所用，至魏晋时散佚，仅存十曲。此曲在主流的认知中被认为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证据，甚至对东汉永平初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原的定论也有所挑战。

随着中国丝绸之路地理发现对张骞出使西域的时空节点有了新的剖析，如果张骞可能接触到了佛教文化，但应该是由希腊文化改良和发扬得到的佛教文化，当为巴克特里亚语或者希腊语编写的佛教经典。学者们认为箜篌也极有可能在此行之中。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间为公元前139年，刘彻登基后为平定匈奴，意在联合被匈奴击溃而西迁的大月氏形成东西联合之势力击退匈奴。然而中途被匈奴所俘，逃脱后西行至大宛，后经过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一年多后返回。而其中所提到的大夏便是当时的千城之国一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此次“凿空”之旅给后世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

此时张骞的所见所闻也是后世对当时西域情况第一次详尽地描述记录。张骞出逃约在公元前129年到达大宛，位于费尔干纳盆地核心地带，物产丰饶，其城市文化水平之高让张骞叹为观止，从《史记・大宛列传》中对大宛风俗的描述可见一斑：“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 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可以明显看出其具有典型希腊化的城市结构和民风。从明确考古记录来看，费尔干纳盆地西面的城市苦盏，于1977年在城市发掘出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文化的遗迹，诸如钱币和陶器以及防御工事，被学者认为此地正是“极东亚历山大”。此外，根据罗马史学家鲁福斯的记载，直到公元前30年左右，大宛的居民仍旧保持着希腊文化传统。

在大宛人的协助之下，张骞继续西进来到了康居，即现在的撒马尔罕，粟特文明的中心。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7年攻克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康居，此地经历了塞琉古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长达近200年的希腊化的统治。普鲁塔赫（Plutarch）在《亚历山大的运势和业绩》中对亚洲地区文化变迁有非常入木的描述：“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亚洲地区，儿童都会背诵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悲剧的作品。”足见希腊化的影响之深。在康居人的协助之下，至大月氏领地，此时正值大月氏人击退了长居于此的大夏。

关于大夏时期的音乐，目前缺乏明确的研究：但究其文化源头——希腊，有着相当成熟的音乐体系。 其中不乏毕达哥拉斯对乐理的经典理论，并伴随希腊文化的传播遍及地中海，也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来到了中亚地区，甚至印度地区。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其著作《世界文明史》中也同样提出了希腊音乐从大夏传入中国的论断。张骞此行将浓郁的西域风土人情和物产，诸如葡萄、胡麻、苜蓿、石榴等等带回了汉朝。同时也可以推断，箜篌确有可能从此行中带回中原。

充满异域风情的新生事物，正巧迎合了汉武帝需要重设独具个人特色乐府所需，也将原本为具有希腊特色的箜篌进行改造加工，造福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