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朝,中国的“四大发明”经由阿拉伯地区传人欧洲。马克思曾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一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对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曾起到重要的影响。张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探险家。西汉的时候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亚洲的中西方陆路交通。中外历史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随着政治、贸易活动的进行，也促成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汉文化随着友好使者的足迹传播到遥远的西方。

   明代的官员郑和(1371- 1435)，回族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自1405- 1433 年(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命“下西洋"，使得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汉代张骞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海外交往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其后，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又自西东来，郑和与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o Rici , 1552- -1610) 于万历十年(1582)奉派来中国传教。利玛窦及以后来华的传教士将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传入中国，同时，又将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仅利玛窦就有中文著作二十余部。在音乐方面，利玛窦1601年1月(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到北京时向万历皇帝进献的贡物中即有“西琴”一张。“关于钢琴的传入中国,据《续文献通考》120卷5页记载: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玛窦献其国乐器...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之....依据上述，他所献乐器应为Clavichord。这就是首次踏上中国大地的钢琴的前身:“古钢琴。”万历皇帝让四名太监随利玛窦学习，一个月后,每人学会了一首乐曲。利玛窦还用中文编写了八首赞美诗歌词，题名为《西琴曲意》，这是键盘乐器在中国最早的传播与教学(元代传人的“七十二弦琵琶”，以前有人认为是欧洲的“古钢琴”，经冯文慈考证，“原是一件古老的拨奏乐器，叫做‘卡依,又译作‘坎农’或卡龙”，不可能是成熟并流传都比它更晚些的古钢琴)。此后，清代的康熙皇帝也请三位传教士：南怀仁(比)、徐日异(葡)、德理格(意)做宫廷乐师，他还亲自学习西洋乐器。徐日异1673年到北京，进献管风琴一台，古钢琴一台，并用中文撰写了第一部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古钢琴在16、17世纪传入中国，虽然只是限于宫廷的范围，却具有近代欧洲音乐传人我国的一种 象征性的意义。

   那中国的民族乐器呢,除了钟、磬、琴、筝、笙、排箫、洞箫、阮咸等“华夏旧器”之外,其余还有很多是历史上传入的“外来乐器”，如西汉时期传入的竖箜篌、东晋十六国时传入的曲项琵琶，唐朝的筚篥、五弦，宋时的奚琴,金元时期的唢呐，明末清初传人的扬琴等等，它们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演变成为我国独特的民族乐器。至此，中国乐器由上古、中古、近古不同面貌特征的三大乐器群进一步演变发展为现代的民族乐器群。需要说明的是，“民族”的内涵及其外延在历史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相对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须回避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本民族”和“外来民族”区分的界限，其后来的“融合”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下赋予了“民族”概念以一种新的含义。因此,历史上的“外来民族”事实上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兄弟民族“少数民族”在内的。总之，我国民族乐器演变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不同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它再一次雄辩地说明， 世界上纯粹的民族音乐是不存在的。中国音乐总是在民族审美观念意识的不断变异中生存，在不同时空的民族文化交流之中发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各民族智慧的互相吸收与交流合作！

   这成为几千年来未曾中断的中国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