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老西门外三洞桥附近，有一座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称永陵，当地群众称之为抚琴台。封土高15米，直径80余米，墓室全长23.4米，分前、中、后三室。中室的棺床上，东、西、南三面有一组24人的歌舞伎石刻浮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一千多年前宫廷歌舞的场面，1942年发掘后曾引起极大的轰动。

伎乐石刻

  王建(847--918)，许州舞阳(今河南省舞阳县)人，唐昭宗时被封为蜀王，公元907年唐亡，王建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蜀主王建和以写《宫词》百首而著称又精通音乐的唐代诗人王建(约766--约830)，既同名同姓，又是河南同乡,但蜀主王建却是个目不识丁的人。他在唐末天下大乱之际，乘机占据四川和陕西、甘肃南部等地,共有46州,多为富庶之地。唐末名家世族又多避乱在蜀,带去了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史称蜀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即由于此。王建晚年尤爱好声色之娱,公元918年病殁,葬于成都。因此，王建墓中棺床上的歌舞伎石刻，实际上是唐代宫廷燕乐的一个投影。

  王建墓中的24个歌舞伎，皆为女伎，分列三组。南面刻舞伎二人，弹琵琶伎、打拍板伎各一人。东面刻击正鼓伎、击齐鼓伎、击和鼓伎、吹横笛伎、吹筚篥伎、打拍板伎、击羯鼓伎、击鸡娄鼓伎兼摇鼗伎、击答腊鼓伎、击毛员鼓伎各一人，共10人。西面刻吹篪伎、吹排箫伎、弹筝伎、吹筚篥伎、弹箜篌伎、吹叶伎、吹笙伎、吹贝伎击铜钹伎、击羯鼓伎各一人,共10人。这是一幅唐代宫廷乐队的写照。

  王建墓石刻是一支由22人组成的宫廷乐队，包括3件弹拨乐器，8件吹奏乐器和12件打击乐器，乃是唐代最为流行的龟兹音乐编制，与文献记载中龟兹乐部所用的乐器种类基本相符，同时，其中的拍板、筚篥、羯鼓都是双套编制。《隋书.音乐志》载:“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县鼓、铜钹、贝等九种。

 箜篌有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三种形制.石刻中乐伎所弹的是竖箜篌。《通典》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这种乐器汉代即由西域传人,唐代已非常流行。“急弹好,迟亦好;宜远听，宜近听;左手低，右手举，易调移音天赐与。”(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卧箜篌“旧说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也”。凤首箜篌“其形制与竖箜篌相同,因饰以风首而得名。唐代自印度和缅甸传人，在燕乐的天竺乐中使用”。在众多外来乐器中，箜篌有着独特的技巧和色彩，尤其盛行于上层贵族社会。“驰凤阙,拜鸾殿,，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巧声一日一回变”，石刻中的弹箜篌伎，也是在宫廷音乐中具有较高地位的反映。

  王建墓中这组24个歌舞伎的浮雕石刻，在很大程度上描绘出晚唐宫廷音乐的轮廓，同时也说明了五代十国时期唐乐在西南地区流传的盛况。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旦产生和形成，便不可能立即消失,唐代高度发展的宫廷燕乐，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着。王建墓石刻则是从地下文物遗存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