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民族大融合的发生，第一次是黄帝、炎帝时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中(其间西晋有十几年的短暂统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大加速了又一次民族融合的进程。南朝与北朝对峙,南朝先后建立宋、齐、梁、陈四个汉族政权(420--589)，北朝则相继由汉化的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统治，由北魏分裂成东魏(534-550)与西魏(535--557)，又分别为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递相取代。在中原土地上,政权的更迭和民族的杂处必然导致各民族之间音乐文化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特别是北魏、北周、北齐和西域壤地相接的情况下，西域的歌舞几乎畅通无阻地涌入中原，风靡南北，形成了西城音乐在中原广为流行的壮观局面。

盛唐 莫高窟 225窟南壁龛顶《西方净土变》 竖箜篌

    这一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外族歌舞以更大的规模进入中国。例如，早在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前秦王苻坚命大将吕光出征西域，次年，征服龟兹，西域各国均来归顺。吕光用两万多匹骆驼载西域珍宝及歌舞艺人东归。史载“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隋书.音乐志》),并由此奠定了“西凉乐”的基础。这是龟兹音乐大规模东移，并与内地音乐融合的一例。《隋书，音乐志》载:“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张重华据凉州,时在346--35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5--452年在位)“通西域，又以悦般国舞设于乐署”(《魏书·乐志》,也是北朝政权吸收西域音乐的一例。北周天和三年(568),北周武帝宇文邕(鲜卑人称天子为“宇文”，因是为姓)娶突厥公主为后，突厥又征集了西域各国歌舞和艺人随之东来，其中有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国音乐，“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隋书.音乐志》，又是典型的一例。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灭北齐，又获高丽、百济两国的音乐....

   上面的例子是西域音乐大规模传入中原的典型事件，事实上,西域音乐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多数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后来隋代七部乐、九部乐中的西域歌舞早在公元4--6世纪已经传入内地,奠定了多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国积淀并发展的历史事实。总之，整个南北朝时期，在战乱的背景下，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西域音乐源源不断地流入各朝宫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喜爱。 

  《北齐书.幼主帝纪》载:“(幼主高恒)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这应是北齐灭亡之年,即公元577年之事。

黄釉 乐舞图 瓷扁壶

  《隋书.音乐志》载:“(北齐)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甚。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北齐后主高纬是一个只做了一年的皇帝,但对西域音乐却有着极深的爱好。以上都是发生在北周和北齐宫廷中的史实。皇帝、贵族皆热衷于弹胡琵琶，吹胡笛，唱胡歌,跳胡舞,西域艺人的歌舞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器皿装饰上几乎随处可见。（如上图）北周时期莫高窟第428窟的伎乐图也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下图)，西域音乐在北朝之盛行已远非一日。

莫高窟 428窟 伎乐飞天 北周时期  

   还有一则颇为有趣的史实，北魏拓跋焘率军与刘宋军队对阵时，“焘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宋书·张畅列传》)。北魏的皇帝反而向南朝索取箜篌、琵琶等西域乐器，应知南方西域音乐的完备程度并不低于北方。“镇江鎏金银瓶乐舞图”镌刻童子表演“胡旋舞”的稚气可爱形象，从中可见西域歌舞在江南水乡的影响也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镇江乐舞图鎏金银瓶（童子乐舞图）

   总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音乐在中国空前传播的时代，无论南北，皆风靡之极。自然，当时流行的范围只局限于皇室贵族的狭小圈子，战乱带给人民的并非是悦耳的胡乐，而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但是,不管怎样,西域音乐已在中国土地上播下了种子，等待着盛开奇花异葩的一天到来。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汉唐是不同凡响的时代，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的民族大融合，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在音乐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