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音乐发展潮流摆脱了那种被宫廷王室所左右的局面，向着更加广阔的民间渗透。因此，具有时代特色的民间音乐家纷纷出现。如善歌的秦青、韩娥，弹琴的伯牙，鼓瑟的瓠巴，击筑的高渐离，慷慨而歌的荆轲，椅柱弹铗而歌的冯谖,善于“移情”的成连先生等等。他们多数属于“士”的阶层，与以往音乐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依附于宫室，越出了宫墙的狭窄空间,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和活动范围。同时，他们也不再冠以“乐师”的头衔，自己有名有姓，社会地位也有所不同。在音乐专业分工方面，他们更以各自精湛的技艺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正是这些与劳动人民有较多接触的民间音乐家，对创造战国时期繁荣的音乐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名字也载入了史册。

  秦青是一位歌唱技巧相当高超的歌手，他以教唱为职业。《列子.汤问》载:“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谭乃谢求反，不敢言归。”大意是说，一个叫薛谭的学生还没有完全学会秦青的技能就要求回家。秦青于是在郊外设宴为他送行，并且打着节拍唱了一支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歌曲。那响亮的歌声震得林中的树木哗哗摇动，使得天上飘动的云彩也停了下来。这情景使薛谭深受感动，于是向老师道歉要求留下来继续学习，从此再也不提要回家的事。这则故事对秦青出色歌唱技艺的描绘，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夸张，却令人感觉真实可信。它反映了古代音乐教学中的启发式教育和示范作用所产生的良好效果，也说明了时代的变革已经使“学在官府”的技艺传授开始击向民间。

  韩娥是韩国一位卖唱女子，以善于唱情著称。《列子.汤问》载:“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一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啼涕位，三日不食。娥复曼声长歌，一里老幼欢抃,不胜其乐,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也。”大意是说，韩娥到齐国都城临淄时，由于粮尽就在临淄的西南门一带卖唱求食。她的歌声极其动听，以至于离去了三天，人们仿佛觉得歌声还在耳边萦绕。她路过一家旅店受到了欺侮，便拖长了声腔悲哀地唱了起来，感动得当地老老少少都陪着她一起痛哭流涕，连饭都吃不下去。

  韩娥为了报答乡亲们的好意,又唱了一支音调悠扬、情绪欢快的歌，当地人们一齐鼓掌欢笑,欢乐的气氛弥漫了街巷。据说临淄雍门一带的人至今还善于唱哭腔的歌，就是受韩娥歌声的影响。韩娥善于用歌唱表达自己丰富的感情，“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就是对韩娥美妙歌声的形容。韩娥是我国古代以"唱情”见长的典范，也是历代音乐家十分推崇的民间歌手，她的歌唱特色对后世的声乐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上两则材料均出自《列子》。这一本书相传是战国时期郑国列御寇的著作，其中记述了许多先秦人物的言论。一般认为是晋人伪撰的一部书，但其所取材料,却也每有所本,并非纯系虚构伪造，因此,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伯牙是一位优秀的古琴演奏家，他跟随成连先生学琴，不但练就了精湛的演奏技艺，而且受到了“移情”的熏陶。唐刘餗《乐府题解》载:成连善鼓琴，伯牙从之学，三年而成,然犹未能精妙也。成连曰:‘吾师方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偕至蓬莱山，曰:吾将迎吾师。’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闻海水汩没崩嘶之声，山林窅寂，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终，成连刺船还。伯牙遂为天下妙手。此曲即名《水仙操》。”这段文字相传出于东汉蔡邕《琴操》的佚文中,相距伯牙的生活时代尚还不远，可以认为是比较真实可信的记录。成连先生的“移情法”不是建立在生活之外的玄妙的观念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特定生活环境的基础上，他不是用抽象的理性思维去改变伯牙的思想感情，而是借助生活环境的改变，引起伯牙思想感情的改变和深化。伯牙到了蓬莱海边山上，辽阔的海面，宁静的山林，黎明、黄昏、白天、黑夜的景色不断变化，使伯牙进人一个完全新的广阔而丰富的世界，必然获得许多新的感受。这则故事说明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琴家已明确提出了表演艺术必须建立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这样的“移情法”理论。它也反映了伯牙所以能够成为“天下妙手”的生动艺术经历。

  我国目前见到出土最早的古琴实物均为战国时期遗物，一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二是1993年于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中出土的七弦琴,其形制与曾侯乙琴相近，年代也相去不远,具明显的同源关系。在战国时期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音乐家中，秦青、韩娥、伯牙等仅是有幸留下历史踪迹的少数几个人，他们对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